淺論明代婦女法律地位的提高（摘要轉(zhuǎn)貼）
揣翼飛
一、婦女在婚姻權(quán)中地位的提高
一是女性的定婚權(quán)。定婚雖是當事男女本人之事，但傳統(tǒng)習俗和法律卻認為這是雙方家長之間的行為交涉。一般很少顧及個人，因為在“父為子綱”以及“在家從父”綱常倫理下，男女雙方家長是實際的主持者，因此法律對于干涉婚姻的違例行為，一般不追究男女本人的責任。
唐、元、明、清律關于定婚條例一般都是規(guī)定對“已報婚書及私有約而輒悔”的許嫁女，對許嫁女實行處罰，只是在量刑上稍有差別，對于許嫁女另許他人，各朝仍視為違法行為，對此女及各夫?qū)嵭刑幜P外，又都無一例外規(guī)定：“女歸前夫，若前夫不娶，女家還聘禮，后夫婚加法?！笨梢?，在定婚效力上，明代婦女與前后期基本一致。
在男權(quán)至上的封建社會，女性的婚姻和情感被限制在狹小的范圍。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的信條，導致女性在配偶選擇上，處于“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”悲慘境地，而封建倫理壓制著女性真實的情感，要求她們恪守婦道，成為男人所需要的所謂賢妻良母，這種不平等的婚姻，是封建社會的普遍現(xiàn)象。
在明代社會后期，一些女性在愛情對象選擇上，逐步摒棄“媒妁之言”，“門第相當”的舊原則，提倡男女雙方要相互尊重，互敬互愛。比如《宿香亭張浩遇鶯鶯》[1]中的李鶯鶯，就表露出這種新的思想性格特點，她在愛情的追求中熱情主動，執(zhí)著大膽而且勇于斗爭，作品寫出宦門之家的李鶯鶯對盛負才名的張浩久已傾慕，于是主動向張浩表達“愿成兩性之好”的“衷心”。后來又多次傳書與張浩私會，特別是當她得之張浩為季父所逼已另訂孫氏，自己面臨被遺棄的命運時，她先是把自己“女行已失”的事實真相告訴父母，以“此愿若違，含笑自絕”的堅強意志，逼迫過去曾不同意她與張浩間不經(jīng)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的私約當面陳訴于官，并在壯文中，以卓文君和司馬相如的故事為例，揭示“女非嫁不嫁”的封建“至論”，亦有未然，是虛偽的謊言和欺騙，并且提出在愛情婚姻上，應當是“所得歸人”，“禮順人情”，逼得龍圖閣待制只好“曲與成之”。在這里，李鶯鶯沒有借助“才子及第，奉旨成婚”為情尋找歸宿，而是用自己的真摯感情與禮進行抗爭，從而最終實現(xiàn)了建立在真情指出之上的幸?；橐?，這是一種具有“現(xiàn)代性愛”的自由平等的婚姻?！锻鯆甥[百年長恨》[2]中的王嬌鸞也與李鶯鶯一樣，具有超出她們出身、經(jīng)歷以及所受的閨教思想的特質(zhì)。這種對真情的頌贊，在出身市民階層的婦女身上表現(xiàn)的尤為突出?！稑沸∩嗥瓷捙肌穂3]中，生動而細致地刻畫了商人與順娘之間如癡如狂的愛情。這些都反映了婦女們進步的婚姻觀念以及在定婚上的自主權(quán)。
二是女性的退婚權(quán)。定婚之后而解除婚約，稱為退婚權(quán)或悔婚。明律對女性可以退婚分為三種：即“妄昌”、“犯奸盜”、“男家故違成婚期”。其中，“犯奸盜”是明朝開始制定并實施的，而“男家故違成婚期”始于元朝，明朝因襲。
這三種情況在明朝具體表現(xiàn)為：首先，在男犯罪的情況，“其定婚夫作盜及犯徒、流移鄉(xiāng)者，女家愿棄，聽還聘財。”[4]第二，定婚后男子無故五年不要女子的情況，“無故五年不娶及夫逃亡過三年不還者，并聽經(jīng)官告給執(zhí)照，另行改嫁，亦不追財禮?！盵5]三是在男家妄昌的情況，“男家妄昌者，加一等，不追財禮。未成婚者，仍依原定；已成婚者，離異?！盵6]
可見，在退婚方面，明代女性較之于以前幾個朝代，權(quán)利更為廣泛，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婦女在婚姻方面的權(quán)利。
三是違律嫁娶范圍的擴大。嫁娶違律是指對于不合適法律規(guī)定的嫁娶，應當依法予以解除，且處以相應的刑罰?！短坡伞窇艋槁蓪τ谶`律為婚應行離異者幾種：同性為婚、尊卑為婚、良賤為婚、娶親屬之妻妾等八中。明朝在《大明律•；戶律•；婚姻》的規(guī)定大體略同唐律，但是又增加了典雇妻妾、娶樂人為妻及僧道娶妾等條。
在娶親屬之妻妾一條中，元朝蒙古族“收繼婚”的風俗，父死子可以收其庶母，兄亡而弟可收嫂，不準弟亡而兄收弟婦。由于“收繼婚”是蒙古族一種約定俗成的習慣，對廣大蒙古族婦女造成必須接受的婚姻事實，大大限制了她們再嫁對象的選擇自由。而《明律》則堅決矯正這一“胡風”，對“收繼婚”的處罰大為嚴厲，“若收父、祖妾及伯叔母者，各斬；若兄亡收嫂，弟亡收弟婦者，各絞”，這一規(guī)定符合漢族的風俗習慣，對明代婦女的再次婚姻締結(jié)，具有一定積極作用。
二、未嫁女法律地位的提高
中國古代凡女子在父母家，尚未適人者，即稱之未嫁女，又稱在室女。關于未嫁女的名分，受男尊女卑觀念影響，未嫁女在家服從祖輩、父輩，即“未嫁從父”；另一方面，又受“長幼有序”倫理影響，同輩中年長之女，不僅對年幼之女享有相對優(yōu)越權(quán)，即使對年幼之男子，有時也有優(yōu)勢，正如趙鳳喈所言：“中國的禮教，素重視倫常，而‘長幼有序’，即五倫之一，故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，雖較同輩男子為卑遜，而長幼之名分，仍然保持?！盵7]明代對于“諸毆兄姐者”判刑較重，與唐宋律相似。可見，明代為人女的法律地位，首先是服從父輩，而在同輩兄弟姐妹中，主要依“長幼之序”劃分其地位的高低。
關于未嫁女的財產(chǎn)繼承權(quán)，在我國在古代社會，未嫁女按照“長幼有序”倫理，確定了她們的名份地位，但是在財產(chǎn)繼承權(quán)上，未嫁女不再享有“長幼有序”的特權(quán)，因為以男權(quán)為中心的封建社會，男子是法定繼承人，而女子則不是繼承門戶的法定繼承人，直到唐代，對于女子的繼承權(quán)才從法律上予于承認，唐律《開元令•；產(chǎn)令》規(guī)定：“諸應分田宅及財物者，兄弟均分……其未娶妻者，別與聘財，姑、姐、妹在室者，減男聘財之半”，由此可見，唐朝在室女有財產(chǎn)繼承權(quán)。在份額上依法律規(guī)定獲得未婚兄弟聘財?shù)囊话搿?p> 明律只是在戶絕的情況下，才承認未嫁女的法定繼承權(quán)，即“果無同宗應繼，所生親女承分，無女者，入官?！盵8]唐宋元朝的法律都有規(guī)定，內(nèi)容上大致相同，承認在戶絕情況下，財產(chǎn)由女繼承。所不同之處，宋律的《喪葬》令規(guī)定“若之人在日，自有遺囑處分，證驗分明者，不用此令，”即父母可以用遺囑的方式：剝奪未嫁女繼承遺產(chǎn)權(quán)利。而元律則明確則明確肯定戶絕，女可繼承，可見，宋時還受遺囑的制約，元代則享有絕對的繼承權(quán)，相比之下，明律對此規(guī)定稍顯苛刻，那就是必須“無同宗應繼承者”的情況下，女子方可繼承，這種有條件的繼承比之唐、元律無疑是女性繼承權(quán)的削弱?？傊鞔醇夼呢敭a(chǎn)繼承權(quán)較之前代大大削弱。
三、既嫁后地位的提高
在古代社會，妻的概念很寬泛，既包括正妻，即通常所說的“生母”，此外還有妾。限于篇幅，本文所討論的明代“為人妻”，是以正妻為研究對象，明代“為人妻”的法律地位，基本上沿襲漢以來傳統(tǒng)社會中家庭主婦的身份和地位，即遵循“三綱”之一的“夫為妻綱”原則，從而造成在法律上“夫尊妻卑”局面，但是在明代的一些法律條文也透露出一定的保護婦女權(quán)利的氣息，這為明代婦女地位提高提供了法律保證。
一是為妻的人身權(quán)。在明律上，“夫尊妻卑表現(xiàn)在夫妻相互犯罪時的“同罪異法罰”，這必然造成妻子人身權(quán)的損害，如妻子打丈夫，“仗一百”，至折傷以上，“各加凡人三等”；而丈夫毆打妻子，“非折傷，勿論”；“至折傷以上，減凡人二等”。在《唐律》中也有類似規(guī)定，可見，在相同斗傷程度下，法律對妻子的處罰，遠遠重于對丈夫的處罰。更有甚者，丈夫過失毆殺妻子，唐、宋、明、清律一概列為“各勿論”，可見，各朝法律都把妻子視為丈夫的私有財產(chǎn)，甚至妻子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。
二是為妻的財產(chǎn)權(quán)。唐朝，妻的財產(chǎn)權(quán)既包括出嫁時的嫁妝，也包括“戶絕”情況下，依法繼承本家家產(chǎn)，唐文宗元成元年《教節(jié)文》規(guī)定，戶絕時“無男空有女，女出嫁者，令女合得財產(chǎn)”[9]元朝一般的婦女，可以自由處分嫁妝，《元典省戶部•；•；》“五兄弟分爭家產(chǎn)事條例”規(guī)定：“應分家財，若因……妻家所得財物，不在分限”：“對于改嫁的婦女，不論是生前離異，還是夫死寡居，但如果要再嫁他人，其隨嫁妝”一聽前夫之家為主，并許隨身搬取。
明代以后，隨著統(tǒng)治者對婦女貞節(jié)控制的日趨嚴格以及統(tǒng)治者對女性離婚改嫁及寡婦再嫁行為的歧視，原屬于出嫁女的個人財產(chǎn)—嫁妝已逐漸演變?yōu)榉蚣邑敭a(chǎn)的一部分，明朝法律對此作出限制：“凡婦人夫亡無子……改嫁者，夫家財產(chǎn)及原有嫁妝并聽前夫之家為主?！睂τ诠褘D守節(jié)者則允許其繼承遺產(chǎn)，同時還做出“合承夫分”的規(guī)定，可見，明律規(guī)定妻子實質(zhì)上沒有財產(chǎn)權(quán)。
但在明代的實際情況中，并非如此，比如《蔣興哥重會珍珠衫》中王三巧被休后改嫁吳進士，原夫蔣興哥并不阻攔，臨嫁之前，“將樓上十六個箱籠，原封不動”送去，當個陪嫁。孟玉樓、李瓶兒改嫁時也帶走許多財產(chǎn)。
三是為妻的離婚權(quán)。唐以后法律把“若夫妻不相和諧，而兩愿離者，不坐”作為離婚原則，也就是離婚只要在兩廂情愿的前提下即可實現(xiàn)，即協(xié)議離婚。此外還規(guī)定“凡妻無應出及義絕之壯而出之者，杖八十。雖犯亡出，有三不去而出之者，成二等追還完聚?！盵10]這“七出”是指不順父母、無子、淫、妒、有惡疾、多言、竊盜。七出又稱七去，或七棄，是為中國古代傳統(tǒng)之休妻條件，而“三不去”是指“有所娶無所歸、與更三年喪、前貪賤后富貴?！边@是明律對于出妻所作的限制性規(guī)定，在一定范圍內(nèi)維護了婦女的權(quán)利。但在實際情況中，若婦犯惡疾，犯奸，“三不去”的限制往往無效。夫縱容妻、妾與人通奸，夫逃之過三年者，毆妻折至折傷以上，典雇妻子、被夫之父母非理毆傷以上情況，妻子可向丈夫提出離婚，但明代很忌諱離婚的。
四是為妻的改嫁權(quán)。明律規(guī)定寡婦改嫁有公婆作主，而明朝社會風氣大變，婦女在實際生活中有了較寬泛的改嫁權(quán)。女教書對于寡婦守節(jié)與否，認為應由自己作決定，比如《水滸傳》第二十五回：“王婆向潘金蓮說道，初嫁從親，再嫁由身，阿叔如何管理?！迸私鹕徸罱K自己主婚，再嫁西門慶，而且夫喪改嫁已成為一般民間婦女的基本價值取向，社會輿論也持認可態(tài)度，有的地方還有夫未病死時媳婦就被聘為他人之婦的風俗。
明代中葉以后，由于封建社會禮教束縛松弛，以及人們價值觀念的改變，人們對于寡婦是能夠接受的。《金瓶梅》中潘金蓮改嫁兩次，最初是張大戶之妾，后改嫁給武大，最后又改嫁給西門慶。孟玉樓由布商楊家改嫁西門慶，后又改嫁李衙內(nèi)，李瓶兒在丈夫花子虛死后先后改嫁給蔣竹山、西門慶。仆婦改嫁者也不少，可見女子改嫁已成為習以為常的風氣。
注釋
[1]馮夢龍：《警世通言》卷29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，第258頁
[2]馮夢龍：《警世通言》卷34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，第350頁
[3]馮夢龍：《警世通言》卷23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，第206頁
[4]《大明令•；戶令》，中華書局，1960年，第20頁
[5]《大明令•；戶令》，中華書局，1960年，第20頁
[6]《大明律•；戶律三•；婚姻》卷6，
[7]趙風喈：《中國婦女在法律上的地位》，商務印書館，1928年，第8-11頁
[8]《大明令•；戶令》，中華書局，1960年，第60頁
[9]《宋刑統(tǒng)•；戶婚》卷1、2，
[10]《大明律•；戶律三•；婚姻》卷6